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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講話》發表80周年
范玉剛:《講話》“問題性”帶給今天的啟示

[關閉本頁] 來源:中國藝術報      發布時間:2022-05-20

《講話》“問題性”帶給今天的啟示

范玉剛
神彩网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

神彩网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用博大胸懷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引領偉大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成功探索了中國文藝發展道路,確立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發展方向,使文藝理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具有嚴謹科學性的人文學科,并為其注入了活的靈魂。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不僅為探索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還以其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問題性的提煉,為確保這條道路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在今天發掘《講話》仍激蕩著我們的問題性,始終高揚文藝的人民性旗幟,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發展道路,在文藝精品不斷涌現中勇攀藝術高峰,有效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為推動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是對《講話》最好的紀念。

  新時代新方位,特別是在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中國”的當下,牢牢掌握黨的文化領導權和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需要在新的歷史語境下不斷汲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作為今天砥礪前行的學術資源和思想資源,以鮮明的問題意識和效果導向夯實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現實基礎。2022年是《講話》發表八十周年,作為一部“活著的歷史文獻”,《講話》對中國新文藝發展的深刻影響,是任何一部文藝理論著作難以望其項背的,其產生的世界性影響,也是任何一部中國文藝理論著作難以相提并論的。周揚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的“序言”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給革命文藝指示了新方向,這個《講話》是中國革命文學史、思想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通俗化、具體化的一個概括,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好的課本。因此,在黨的百年奮斗的大歷史視野、有效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深刻闡釋和領會《講話》之于新時代的價值,是文藝部門和文藝理論學界應有的責任和擔當。那么,今天如何紀念《講話》呢?我們認為應深刻理解和把握《講話》對馬克思主義文論問題性的提煉,在新時代語境下重新激活它,使之煥發出深沉的文化力量,成為新時代文藝堅持正確發展方向的思想資源。《講話》的問題性(關于文藝為什么人、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發展道路與黨的文藝領導權等問題)依然激蕩著今天的我們,啟示著我們新時代文藝發展的守正創新與使命擔當。

神彩网   洞察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講話》是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顆明珠,它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文獻,成功探索了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延安道路”,收獲了《講話》精神鼓舞指導下的一系列紅色文藝經典,甚至深刻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發展的“一體化”組織體系與話語體系;還以其扎根時代語境中對問題性的提煉及其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為深刻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建構了一種超越具體時空條件的學術范式,為新時代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提供了思想與理論的血脈根源,其中的問題性依然緊緊地攫住我們,為梳理和提煉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提供了獨特的思想資源與方法論啟示。一定意義上,《講話》上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思想,下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正確理解和闡釋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路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百年奮斗史中處于思想奠基的樞紐性地位,是讀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重要理論文獻,其產生的世界性影響和在全球的傳播也為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贏得了廣泛的世界聲譽。可以說,《講話》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之一。

神彩网   首先,《講話》問題性的提煉顯現為在邏輯起點和價值落腳點上對“中國問題”的回應,即全民抗戰所面臨的最大問題與文藝作用的發揮。《講話》中談道,“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歷史地看,正是“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及其文藝功能的發揮”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問題性,其成果自然不是教條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在直面“中國問題”中形成了有中國氣派和民族話語特征的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成果。今天,當我們說《講話》的問題性仍在激蕩我們時,意在表明建構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體系一定要立足文藝發展的“中國問題”,提煉具有時代特征的問題性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深入,在堅定文化自信中訴求以中國理論有效闡釋中國文藝實踐和大眾審美經驗,建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中國”應有的既有民族話語特點與理論主張又彰顯理論一般性和相互通約的中國文藝理論體系。新時代文藝仍然要回答為什么人的問題、文藝與人民結合的問題,及其對文藝人民性的高揚以及在世界舞臺上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問題。新時代的文藝、作家和藝術家仍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文藝的人民性揭示了文藝創作為誰創作、為誰立言這一根本性問題。不同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大多數工農兵不識字、無文化的現實境遇,迫切要求把文藝如何為群眾服務訴諸于文藝的普及,新時代文藝發展要以文藝精品的有效供給和勇攀藝術高峰的努力,在追求當代文藝經典化中著眼于文藝的提高。今天,不僅世界舞臺上各民族文化的博弈越來越顯現為文藝精品之爭,而且人民作為歷史和時代的創造者,還是歷史的“劇中人”和“劇作者”,追求美好生活和多樣化精神滿足的需求以及文化自主表達權益的人民更是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洞察《講話》立足“中國問題”所提煉的問題性:“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可謂一針見血、切中肯綮,不僅解決了新文藝發展中纏繞許久的大眾化問題,還直接亮出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人民性旗幟,其產生的影響是世界性的。日本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人指出,《講話》“不僅是中國的,而應當說是一切國家的革命文學家、有出息的文學家的座右銘和工作指針”。

  其次,《講話》問題性的提煉還表現為在強化問題意識中體現出強烈的效果導向。嚴格意義上講,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整風運動的一部分,《講話》是整風運動的重要文獻之一,必然體現整風運動的訴求——培育和增強無產階級意識,借以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抵御外侮。毛澤東指出整風運動的目的是從根本上解決黨內指導思想的分歧問題,即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想當然地憑主觀主義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如何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整頓“三風”“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全黨干部和黨員要結合學習檢查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危害,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啟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們對于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在文藝領域,《講話》提出文藝的根本問題是文藝與群眾的結合以及文藝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其路徑是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大眾的結合,真正實現文藝的大眾化。因此《講話》要求作家藝術家強化無產階級意識,這是由時代境況與當時的革命任務決定的,有其合乎邏輯的必然性。通過引導作家藝術家轉變情感和立場,不僅在和人民大眾結合中使自身獲得無產階級意識,還使普通大眾在增強階級認同中實現精神上的團結。郭沫若認為《講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解決了五四以來所未曾解決的問題,文學藝術開始做到真正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結合,開始做到真正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從內容到形式都起了極大的變化”。廣大延安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延安革命工作者的帶動下,革命根據地及中國的文藝運動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在斗爭實踐中創造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如新歌劇《白毛女》《兄妹開荒》《夫妻識字》,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組歌《黃河大合唱》,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等。毛澤東在看了京劇《逼上梁山》的當晚還在給編劇楊紹萱和齊燕銘的信中寫道: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受《講話》思想的影響和精神鼓舞,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當時迅即掀起了文化創作熱潮,涌現了一系列廣受歡迎的作品。周揚說:“解放區的文藝,由于反映了工農兵群眾的斗爭,又采取了群眾熟悉的形式,對群眾和干部都產生了最大的動員作用和教育作用。”在國統區,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文藝創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講話》的影響。

  時至今日,《講話》仍以其對中國文藝發展的問題性提煉與闡發給予我們諸多啟示,是新時代尊重文藝發展規律和建構文藝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與理論資源。問題導向(文藝大眾化)和目標導向(團結工農兵打擊敵人)決定了《講話》話語表達的政治訴求,這種話語表達邏輯會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具有新的價值指向。新時代文藝人民性的彰顯,指向的是在世界舞臺上中華民族的“強起來”,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與文藝的人民情懷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胡喬木在晚年曾回憶說:“《講話》正式發表后不久,郭(指郭沫若,編者加)說‘凡事有經有權’。毛主席很欣賞這個說法,認為是得到了一個知音。”作為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文獻,我們既需要傳承和弘揚其“經”的方面,也要與時俱進地闡釋其“權”的有效性及其界域,不能機械地將之教條化。對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而言,《講話》對問題性的提煉具有“經”的特點,在一脈相承中體現了黨的初心和使命!至于方法論的啟示,它本身就是鮮活的、時時起作用的,不斷促使黨的文藝路線方針政策走向文化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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